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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百六十九章争分夺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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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因为,吴世恭就记得陕西农民造反军队中有位牛人——闯王李自成了。

    既然打得过李自成,那么洪承畴肯定也是位很有能力的军事统帅了。所以吴世恭就把洪承畴的名字给牢牢地记住了。

    不过吴世恭也有些纳闷,现在的邸报中,怎么闯王的名字叫做高迎祥呢?而李自成却变成了闯将了呢?反正这个问题也难以搞明白,也就暂且搁置吧。

    另一点推测就是:洪承畴的立功,已经引起了崇祯皇帝和朝廷的各位大臣的猜忌和防备。因此,他们并不给洪承畴以授权,让他可以带兵进入山西剿灭农民造反军队的主力。

    郑凌当然也提供了相当多的证据,而且这些证据也都是来自于邸报中流露出的蛛丝马迹的。吴世恭一看以后确实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。确实如郑凌所推测的一样,洪承畴这只老虎现在却被明朝朝廷捆在了陕西境内,不能够跑出来啦!

    吴世恭是不知道,这其实有些冤枉了崇祯皇帝,而做出这些安排的正是新任首辅温体仁。温体仁现在正处在春风得意的时期。他与崇祯皇帝也处在蜜月期。

    我们已经知道,温体仁是位一心为“国事”的人。不贪财好色、不结党营私,在道德上堪称楷模,因此,任何政敌都难以抓住温体仁的小辫子。

    当然,温体仁的“国事”,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巩固自己的首辅地位;第二位的就是迎合崇祯皇帝;到了第三位,才是真正的国家大事。

    并且温体仁还是位权欲相当强烈之人。虽然洪承畴的威胁还比较远,但是温体仁依然要未雨绸缪。万一洪承畴出兵山西把农民造反军队全剿灭了呢?那一定会酬功升任兵部尚书的。甚至可能超拔入内阁。

    而有了军功在手,洪承畴就很可能威胁到温体仁首辅的位置。还不如现在让洪承畴老老实实地待在陕西,让其他的官员分润一些功劳吧。

    不过吴世恭肯定不会知道这些高层的隐秘事,他的官职也太小。庙堂上也没有吴世恭插嘴的地方,现在明白了郑凌的这个推测以后,也派不上什么大用场,无非是让吴世恭满足一下自己的好奇心罢了。

    但是,郑凌的另一个大胆推测就对汝宁军是至关重要了。

    通过邸报所知,现在在山西的农民造反军队的情况并不是太妙。

    崇祯五年十二月初七日,临洮总兵曹文诏奉命和部将马科、曹变蛟等人一道,带领“逐一挑选、屡经战阵”的马步兵丁三千五百人由甘肃庆阳开拔,经潼关渡河,前往“山西蒲州、河津贼聚等处。转至平阳、潞安一带各贼四犯地方”

    明廷对剿匪首席刽子手曹文诏部入晋会剿,寄予了很大希望。崇祯皇帝亲自批准给曹文诏先加升一级,授权“节制秦,晋诸将。”而马科、曹变蛟等也分别升官以资鼓励。明朝朝廷希冀把陕西的战果扩大到山西,一场围歼山西起义军的战斗就要开始了。

    而为了对付鏖集山西的明军。农民造反军队采取了避实就虚的策略。崇祯六年正月,他们东跨太行山进入畿辅地区。出现在顺德(今河北省邢台地区)、真定(今正定)两府境内。这使明政府深感不安。

    为了堵御农民造反军队进入畿南平原地带。保护京师的安全,明廷急忙抽调通州兵二千,昌平兵二千,会同保定总兵梁甫部八千人,配合大名兵备道卢象升和山西官军夹剿。

    在同明军作战中,农民造反军队充分发挥了流动作战的优越性。他们在晋、冀、豫三省接境地区不断转移,避开官军的重兵,相机出击。这就使官军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。(这里所说的河南地区是河南省黄河以北的地区。而吴世恭的汝宁军认为农民造反军队进入的河南,为河南省黄河以南地区。因此。这两个概念是不同的)。

    这一打游击战,明朝朝廷内的矛盾也激化了。兵部指责“河南不塞太行之险,揖贼使入,不得无罪。”而河南的士绅们(这些士绅背后站着的都是河南地方官员)向朝廷请求,由三边总督洪承畴兼管山西、河南军务。

    虽然兵部同意了这个方案,认为可以统一事权,防止各省互相推诿,便于全面部署对农民造反军队的围剿。而且兵部还建议洪承畴移驻三省交界的潼关,监制山西、河南二巡抚和曹文诏、邓玘、张应昌三总兵。

    可是,在首辅温体仁的劝说下,这时崇祯皇帝还是不愿意让臣下掌握较大的权力,没有同意这个方案。

    崇祯皇帝把起义军活跃于三省归咎于官军作战不力,所以派太监陈大奎、阎思印、谢文举、孙茂霖等为内中军,分别出任曹文诏、张应昌、左良玉,邓玘四镇的监军。

    崇祯皇帝也当了皇帝六、七年了,也在文官的面前吃过太多的苦头了,所以现在他也只能够自打耳光,任用太监派到军中充当自己的耳目,以此来防止文武官员的欺蒙。

    但是,宦官们擅长的只是巧言令色骗取皇帝的信任,借以招权纳贿。在军事上他们完全是外行。所谓“监纪功过”,不过是给他们提供一个发财的机会罢了。

    而地方上的文武官员,为了让他们在皇帝面前说点好话,从贪污所得中分给一些油水,也就串通一气,互为表里了。

    农民造反军队在畿南地区同明军作战互有胜负。由于当时造反的农民的力量还敌不过官军,华北大平原上又无险可据,在朝廷逐渐加强这一带防守力量以后,起义军就转入太行山区。

    而明潞王分封在卫辉府(府治在河南汲县),他眼看农民军在豫北的力量越来越大,封地岌岌可危,乃上疏告急。因此,崇祯皇帝特命倪宠、王朴任总兵,太监杨进朝、卢九德为监军,统京营兵六千往豫北征讨义军。官军倚仗优势兵力,逐渐把起义军主力压缩在河南省的黄河以北地区。明政府以为北有重兵,南扼大河,可以把起义军消灭在这里。

    而在这时候,崇祯六年五月,起义军的一位重要首领紫金梁(王自用),在河南济源病死了。王自用在王嘉胤死了以后,曾被在山西的各支起义军推为盟主。后由于明庭施展离间计,使紫金梁和其他首领人物之间有了隔阂。不过尽管如此,王自用在当时仍然是一位有影响的领袖人物。

    而这时候,明庭调来的官军云集于晋、冀、豫三省的交界地区。由于当时主要的战场已经移到了豫北,因此河南省的官军称为主兵,共有八千三百余名;山西、河北和京营客兵达一万九千六百人,加上曹文诏等所统陕西兵,参加围剿的官军总数当在三万以上。而农民造反军队活动的余地也越来越小,粮食给养都极感困难,面临着被官军围歼的危险。

    因此,在明庭下发的邸报中是一片乐观情绪。令人感到惊讶的是,到了这个时候,整个明庭还是没有对纵横几省的农民造反大军重视起来。明朝朝廷的军费开支还是大部分投入到了辽东。当然,孔有德的登莱叛变也占用了明朝朝廷的大量军费。

    可是汝宁军可不同,因为他们的首领——吴世恭已经做出了“天下大乱“的预测。因此,汝宁军的一切行动都是向最坏的结果而准备的。

    而郑凌的推测正是基于此点。他在推测中说:如果陕匪要摆脱这种不利的局面,那一定要渡过黄河进入中原河南腹地。

    可是在重兵防御之下,渡河是件很困难的事,也搜集不到这么多的渡船,所以要渡河,就一定要等到黄河封冻。因此,陕匪最可能进入河南腹地的时间,也是最危险的时间,就是今年的冬天。为此,汝宁军要尽快做好一切对敌的准备。

    当然如果今年冬天陕匪不能够渡过黄河,那么陕匪将会蒙受重大的损失,在未来的几年内,陕匪也将不再可能进入河南腹地,威胁到汝宁军。

    在看了郑凌的这个推测以后,吴世恭与邓启帆和薛永利等主要幕僚商讨了一番,发觉这个推测有着相当大的可能性。而吴世恭也首次能够把握住农民造反大军的动态了。而这对于汝宁军的备战更是至关重要的。

    所以宁愿白用功,也不愿意抱有侥幸。吴世恭立刻开始加紧汝宁军的备战工作。而杨狗蛋的所有工坊也开始了倒班生产,抓紧每一点时间来增加汝宁军的实力。

    吴世恭立刻把郑凌提拔为山川司的副司长。而且郑凌负责的这个情报汇总和分析部门,也直接归于了汝宁军的内书房来管理。

    而在现代的情报搜集中,通过敌国的报纸、电视等新闻媒体的搜集,也是情报的一大来源。而现在有了郑凌的这个部门,汝宁军的情报工作终于开始打开了局面。不过,这也与郑凌自身的努力用心分不开的。这机会总是落到有准备的人的身上啊!

    但是令吴世恭没想到的是,吴世恭在这里争分夺秒的,一件很大的意外事件却发生了。他将不得不离开汝宁,要赶回京城去了。(未完待续……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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